沈瑞欣：陳教員好！您曾主編《豐子愷選集》（文學卷，6卷），此刻又編《廢名選集》（10卷），依您的經歷，在收拾、編輯中國古代作家選集的經過歷程中需求留意哪些題目？有沒有可以遵守的同一規范？
陳建軍：瑞欣好！收拾、編輯古代作家選集，觸及良多題目，如編製題目，藍本擇定題目，文字識讀、過錄題目，繁簡字體轉換題目，異體字、習氣用字、標點符號處置題目，題注及其他注釋題目，校勘及校勘符號應用題目等等。關于這一系列的題目，今朝還沒無形成共鳴，還沒有一個同一的尺度、公例和任務規范。這些題目不是言簡意賅就可以或許說得明白的，我們可以集中繚繞幾個詳細題目來談一談。
沈瑞欣：您適才提到選集的收拾、編輯尚未構成同一的任務規范，這是從詳細的操縱層面來談的，從總體目的來看，您以為選集的編者應當朝著如何的標的目的盡力呢？我記得您在《〈徐志摩選集〉：值得信任和收藏的一部選集》中寫道：“我一直以為，對選集編纂東西的品質的判定，應當樹立一套迷信、規范且卓有成效的評價系統。”在您看來，選集應當具有如何的品德？選集的東西的品質好壞又該若何判定？
陳建軍：編輯選集，要害在于文本的收拾。收拾文本，應力圖正確無誤。不然，既不克不及將文本的真正的面孔浮現出來，也會對學術研討形成必定的妨礙。此外，收錄要完整。既然是選集，就應該普遍彙集作家的作品，名副實在地做到一個“全”字。同時，編者應確保選集編製的公道性。編製是編輯理念、基礎準繩和任務規范的表現。編製一經制訂，就必需嚴厲遵照、堅持到底。若有破例，應作出闡明。王世家、止庵編的《魯迅著譯紀年選集》，為讀者和研討者供給了一部“縱向瀏覽”魯迅的文本，在編纂編製上既有立異性又比擬公道。采取什么樣的編製，應視詳細情形而定。再就是要便利瀏覽。有的選集分類瑣碎、字號太小、印制欠佳，瀏覽起來很不便利。文本正確、收錄完整、編製公道、便利瀏覽，我以為是選集應當具有的四年夜品德，也是評價選集編纂東西的品質好壞的四個主要目標。
沈瑞欣：您把文本正確列為選集編輯的重要目標，那么要如何包管文本正確呢？
陳建軍：一個基礎的準繩就是盡量保存原貌。除非有靠得住的根據，普通不該對文本做任何修改。從某種意義上講，保存原貌便是對汗青的尊敬，對作者的尊敬，也是對讀者的尊敬。特殊應當留意的是，不克不及完整以現行的尺度往權衡那時（重要是平易近國時代）的用字、標點符號、格局等能否符合規范。
收拾文本，應想法以第一手材料為藍本。在這方面，我是有經驗的。近二十年前，我在編《廢名年譜》時，因受客不雅前提的限制，用了不少二手材料。年譜出書后，再對比陸續查找到的原始材料，才發明所援用的二手材料自己過錯太多。我此刻編的《廢名年譜長編》，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盼望可以或許盡快出書。再如，我曾寫過一篇《關于徐志摩的一則日誌》，全文援用了《伍年夜姐推拿得膩友》，是從一部徐志摩列傳里轉錄的。后來在上海《福爾摩斯》小報上找到這篇文章的初刊本，兩絕對比，發明那部徐志摩列傳中的引文多有訛誤。已版古代作家選集，如《徐志摩選集》，此中有大批作品直接采自別人的收拾本。選集如以別人欠正確的收拾本為付梓根據，則會耳食之言，不克不及浮現作品的真正的面孔。
支出某部選集中的作品，有的之所以采用二手材料，是由於無法找到最後的簿本，屬于不得已而為之。徐志摩往世后，陸小曼發愿收拾、出書《志摩選集》。編進選集中的手札，年夜多是她從收信人那里借來抄寫的。陸小曼在抄寫的時辰，不免會呈現過錯。抄件提交商務印書館之后，付梓時，也不免會存在手平易近誤植的題目。因時局不靖，《志摩選集》未能出書，但紙型和清樣保存了上去。而所出清樣能否顛末了嚴厲的校訂，也是個題目。1983年，商務印書館噴鼻港分館出書的5卷本《徐志摩選集》便是以《志摩選集》的紙型和清樣為根據的。后來出書的各類《徐志摩選集》，有不少作品完整采自噴鼻港商務版，如徐志摩寫給劉海粟的手札。劉海粟曾持久保留著徐志摩寫給他的年夜部門手札，這些手札后來被一個先生借往了，這個先生又借給了一個“青年人”，成果“青年人”一向未還。支出噴鼻港商務版中的徐志摩致劉海粟信，有大批的可疑之處，因無原始手跡可據，故無法逐一勘正。不外，支出各類《徐志摩選集》中的徐志摩致劉海粟信，除數封外，其余的都在平易近國時代的報刊上頒發過，都是依據劉海粟所供給的原件抄寫的。我在《徐志摩手札尚需從頭收拾》中曾提到，有11封信登載在上海《文友》半月刊1943年7月15日第1卷第5期。后來發明，上海《時勢新報·青光》早在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2月20日就先后15次刊登過徐志摩寫給劉海粟的“手札”，約有19封。這兩種刊本，可以作為校勘徐志摩致劉海粟信的主要參考根據。
收拾文本，不要疏忽報刊上的“更正”信息。1923年7月1日、8日，廢名的短篇小說《柚子》連載于《盡力周報》第59期、第60期，文字上有些過錯。7月8日、15日，《盡力周報》第6聚會場地0期、第61期分辨登載了《後期小說〈柚子〉的正誤表》。10月7日，廢名的短篇小說《浣衣母》頒發在《盡力周報》第73期。10月14日，《盡力周報》第74期登載了《後期小說〈浣衣母〉的正誤表》。1943年10月22日，穆旦在重慶《結合畫報》周刊第50期上頒發了一篇譯文《japan(日本)北部分戶敞開》（簽名穆且），因付梓有誤，10月29日第51期特登載了一則《主要更正》。諸這般類的“更正”信息，應歸入收拾者的視野。
沈瑞欣：收拾手札（手跡），似乎難度更年夜一些。
陳建軍：是的。絕對于印刷本，對作家手稿（包含手札手跡）的收拾，難度確切要年夜一些。不少研討者將魯迅手札手稿與《魯迅選集》中的手札停止對校，發明《魯迅選集》中的手札在文字、標點、格局上有一些訛誤。我曾花了一段時光，具體比擬了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10年版《聞一多手札手跡全編》與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聞一多選集》手札卷，發明后者在釋文方面也存在不少題目。
沈瑞欣：假如所根據的藍本品相太差、筆跡含混、無法辨識，應如何處置？選集收不收？
陳建軍：在收拾時，無法辨識的文字可用□來替換。如多少數字不年夜，可以編進選集。假如多少數字太年夜，則可以不收錄。
所根據的藍本品相太差，可經由過程各類道路，找找有沒有其他品相較好的簿本。我在翻閱平易近國時代報刊的經過歷程中，常常發明統一期雜志或統一天的報紙，有的印刷東西的品質好一些，有的印刷東西的品質差一些。統一期雜志或統一天的報紙，各家藏書樓的躲本品相紛歧，有的很完全，有的殘破不全。記得2010年，我在一家藏書樓發明趙家璧主編的《中國粹生》月刊上有穆時英的一篇小說《弱者如何釀成強者的故事》，但這家藏書樓的躲本品相不太好，穆時英的這篇小說中有一頁破損比擬嚴重。后來，我閱讀孔夫子舊書網，發明有《中國粹生》月註銷售，並且品相很好。經與賣家聯絡接觸，賣家用相機把這篇小說完全地拍攝上去，無償地供給給了我。
當然，各家躲書機構所加入我的最愛的統一期雜志或統一天的報紙，印刷東西的品質或許都不太好。好比，1940年月，由于前提所限，浩繁報刊、冊本是用土紙印制的，文字漫漶不清的景象比擬嚴重。《汪曾祺選集》（平裝本）由國民文學出書社于2019年出書以后，我發明此中掉收了一篇《人物素描——茱萸小集之五》。這篇作品，我是從“中國近代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檢索出來的，但數據庫所用的藍本含混不清。原認為其他躲書機構會有“善本”，成果動用各類關系所取得的復制件均難以識別，無法收拾。
沈瑞欣：陳子善師長教師在為您的《撣塵錄：古代文壇史料考釋》所作的序文中說，您在關于作家演講記載稿能否支出選集的題目上，與他的見解是分歧的。作家的演講記載稿為什么不克不及等閒編進選集呢？
陳建軍：曾經出書的作家選集，如《魯迅選集》《胡適選集》《聞一多選集》《朱自清選集》《汪曾祺選集》等，年夜都收錄了演講稿。作家在演講之前，假如預備了演講稿，那么將其演講稿編進選集，是毫無疑問的。但演講的記載稿，能否可編進選集，則有爭議。
演講的記載稿是現場演講的記載，除演講詞之外，演講者的神態和現場氛圍、聽眾反映、演講後果等等，也可以照實地記載上去。如聞一多的《最后一次的報告》就是如許。在這篇記載稿中，多處記載了聞一多演講時的臉色（如“厲聲”等）和聽眾反映（如“拍手”“熱鬧的拍手”“長時光熱鬧的拍手”等），使人讀了以后，可以或許激烈地感觸感染到聞一多的憤激之情和那時的現場氛圍以及演講後果。這篇演講記載稿還沒有來得及請聞一多核定，聞一多就被公民黨間諜暗害教學場地了。嚴厲來講，未經演講者自己核定的記載稿，如支出選集，可置于“附錄”部門，不宜列進“正編”。
沈瑞欣：有沒有演講記載稿，演講者僅核閱、修正了一部門？假如有的話，支出選集時，又該如何處置？
陳建軍：這種情形簡直存在。1926年1月，徐志摩受邀至清華年夜學，頒發了題為《文學與美術》的演講。演講后的第三天，羅皚嵐將記載稿交給徐志摩校訂。兩個多月后，徐志摩把記載稿寄回給羅皚嵐，并在信中說他的演講“滿是應付性質”，“委曲看了幾頁，其實看不下往”，盼望“替我掩羞，別給表露了”。但羅皚嵐仍是把徐志摩校訂了一半的記載稿交給朱君毅，頒發在《清華周刊》1926年6月11日第25卷第16期。公然頒發演講記載稿，原來就違反了徐志摩的意愿，徐志摩固然修正了一部門，但仍不滿足。相似如許的演講記載稿，作為“附錄”編進選集，生怕是最為妥善的。
沈瑞欣：一篇演講或許有多種記載稿，應以哪一種為付梓藍本呢？
陳建軍：教員授課，普通來說，先生城市做筆記，但所做的筆記確定不盡雷同。演講也是如許。有的演講，記載者能夠不只一人，是以會存在多種記載稿，有的較完全，有的較簡單，有的近乎實錄，有的記敘年夜意。聞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講，就有好幾種記載稿，分辨頒發在1946年的昆明《先生報》、重慶《新華日報》和昆明《平易近主周刊》等報刊上。1948年上海開通書店出書的《聞一多選集》以重慶《新華日報》上的記載稿《聞一多師長教師最后的一次報告》為付梓藍本，而湖北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聞一多選集》則是以昆明《平易近主周刊》上的記載稿《聞一多同道不朽的遺囑》為付梓根據的。絕對而言，昆明《平易近主周刊》本較為具體，以其為付梓藍本似更好一些。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0月24日下戰書，清華年夜學文學研討會在同方部召開悲悼魯迅年夜會。聞一多到會并頒發演講。演講中，聞一多把魯迅比作唐代的韓愈，還說昔時到財務部索薪的時辰，見過魯迅一面。湖北國民出書社出書的《聞一多選集》收錄了聞一多此次演講的部門內在的事務，題為《在魯迅悲悼會上的講話》，文原來源是儷（趙儷生）頒發在《清華副刊》1936年11月2日第45卷第1期上的《魯迅悲悼會記》。早些時辰，即10月31日，林青在北平《世界日報》上頒發《清漢文學研討會悲悼魯迅記》，也記載了聞一多演講的年夜意。此中，聞一多說：“魯迅由於特性的關系，敵人良多。和他熟悉的人，除了那些愛好他那種性格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敵人。”這是趙儷生的記載中所沒有的。兩篇悲悼會記，所記載的大要都不是聞一多的原話，並且文字上相差較年夜。選集收錄時，可以此中一種記載稿為藍本，參校另一種記載稿并加注闡明。我以為，不宜把這種錄自某篇文章的演講記載片斷列進選集的“正編”。
沈瑞欣：一部選集出書以后，總會有一些佚文、佚簡被接踵表露出來，正如您屢次所說的，“‘不全’‘難全’似乎是一切已版中國古代作家選集的宿命”。
陳建軍：由於“難全”，所以“不全”。選集“難全”“不全”，是一種很是廣泛的景象，就連動用了宏大人力、物力、財力編輯的《魯迅選集》也不破例。有的選集，如《胡適選集》《郭沫若選集》《田漢選集》《艾蕪選集》等，所掉小樹屋收的作品不是一篇兩篇，而是一大量。皇皇50卷的《豐子愷選集》，內裡掉收的作品，也不在多數。未支出《穆時英選集》中的文字，至多可以編成一卷。2002年，北岳文藝出書社出書32卷本《沈從文選集》，2020年又出書了100多萬字的補遺卷（全4卷），但仍漏收了一些作品，我手頭上就有《并非雜感·讀百喻經》等數篇。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汪曾祺選集》平裝本后，接著于2021年發布平裝本，補充了“新發明的散文4篇、談藝文章3篇、詩歌9首、手札10封及題詞、字畫題跋若干條”。你看，短短的時光內就冒出了這么多佚作。平裝本出書后，研討者又發明了好幾篇汪曾祺的作品。我也發明了幾篇，曾經撰文表露了兩篇，還有《讀〈小孩〉》《從〈陳八十〉談起》等尚未全文表露。從某種水平上講，“輯佚”永遠在路上。
沈瑞欣：挖掘佚文、佚簡等，對于作家選集可以起到補遺的感化，同時可以豐盛作家的研討史料。
陳建軍：除你說的兩條之外，還可以改寫作家的小我創作史，修改對某一作家的既有熟悉。好比，以前我們會商徐志摩晚期思惟時，認為他所瀏覽的社會主義著作都是幻想社會主義的，沒有瀏覽馬克思的著作。《社會主義之沿革及其影響》這篇長文的“出土”，無疑轉變了我們的見解，徐志摩不只瀏覽了迷信社會主義的著作，教學並且還做了體系的研討。他打算寫成一個小冊子，《社會主義之沿革及其影響》僅為此中的第1章。別的4章，如被挖掘出來了，將是徐志摩研討的嚴重收獲。
“輯佚”并非一種簡略的技巧或膂力活兒，其自己也是一門學問。在某部選集曾經絕對比擬“全”的情形下，發明一篇佚作是很不不難的。是以，我歷來對那些鍥而不舍、克意窮搜作家佚作者滿懷敬意。
沈瑞欣：您適才重要談的是“掉收”景象，對于作家選集的“誤收”景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陳建軍：“掉收”情有可原、在所不免，“誤收”則會給學術研討帶來晦氣的影響。1935年，凌叔華曾應邀主編《武漢日報》副刊《古代文藝》。第1期上的《發刊詞》未簽名，有研討者“天經地義”地認為是凌叔華寫的，并將其支出《凌叔漢文存》。現實上，這篇發刊詞是蘇雪林的“代辦之作”，她在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書的《青鳥集》中就收錄了《古代文藝發刊詞》。看過一些研討凌叔華的論文，在觸及《古代文藝》副刊時，簡直都以為《發刊詞》是凌叔華所作。
“誤收”，年夜都因簽名雷同所致。有論者指出1999年由湖北國民出書社出書的《胡風選集》第5卷誤收了8篇作品，此中2篇是鄭振鐸的（簽名“谷”），5篇是茅盾的（簽名“風”）。之所以有此誤解，大要由於胡風也曾用過筆名“谷風”或“風”。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的平裝本《汪曾祺選集》第9卷（談藝卷）有一篇《這般〈老牌河漢配〉！》，原載1951年9月8日上海《至公報》，簽名“曾祺”。這位“曾祺”，應當不是汪曾祺，而是另一位戲曲研討家、曾供職于上海劇協的邵曾祺。是以，依據簽名判定作品的回屬，要相當謹嚴。無妨多舉幾個例子來看。袁昌英，字蘭子，有人把上海《文友》月刊創刊號上一篇簽名“蘭子”的《楊師長教師》回在袁昌英名下，似欠壓服力。再如，十幾年前，我有個伴侶發明周作人的《蒼蠅》重刊于1936年6月4日、5日的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簽名“牧童”。他據此認定“牧童”是周作人的又一筆名，并進而揣度《明珠》副刊上的另兩篇簽名“牧童”的文章，即《吸煙與思惟》（刊于1936年6月10日）和《都會的熱》（刊于1936年6月26日），也是周作人的作品。實在，《吸煙與思惟》曾載上海《中國粹生》1929年5月第1卷第5期，作者是“煌”，即陳炳煌。《明珠》上的《蒼蠅》與周作人的原作略有分歧，周作人原作中“三年前臥病在病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后半云”，《明珠》上的《蒼蠅》改為“周作人師長教師的詩里說”。顯然，這個“牧童”系一“文抄公”，不是陳炳煌，更不是周作人。此刻，我的這位伴侶也以為“牧童”不是周作人的筆名，《吸煙與思惟》和《都會的熱》不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依據手跡判定作品回屬，弄欠好，也不難招致誤判、誤收。普通來說，作家的手稿就是他的手跡，作家的手跡就是他的手稿。但現實上，作家的手稿并非滿是他的手跡，作家的手跡也并非就是他的手稿。例如，廢名的梵學著作《阿賴耶識論》保存上去的有兩種底稿，一種躲在廢名后人處，是廢名和他的侄兒馮健男繕寫的；一種躲在北京年夜學藏書樓，是廢名和他的一位先生合抄的。再如，凌叔華曾在一幅方才畫好的墨梅圖上親筆題寫了一首小詩：“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美女。情願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在武漢年夜學余熾昌傳授的兒子余禎的留念冊上也題過一首小詩：“稻穗黃，充饑腸。菜葉綠，做羹湯。萬人道命，二物擔負。幾點滿漓墨水，一幅年夜年夜文章。”前一首是元代一個叫孫淑的男子所作，后一首是鄭板橋寫的，但有的研討者將這兩首詩都回在凌叔華的名下。陸小曼曾為《上海畫報》記者黃梅生制作了一張拜年卡，并且題了宋代朱敦儒的一首詞《減字木蘭花·無人請我》：“無人請我，我自展氈松下坐。酌酒裁詩，調弄梅花作侍兒。 心歡易醉，明月飛來花下睡。醉舞誰知？花滿紗巾月滿杯。”有的研討者把這首詞當成了陸小曼本身寫的。《魯迅研討月刊》2018年第7期刊發了一篇《周作人的六首不曾頒發過的口語小詩》。我看了以后，發明這6首口語小詩實在都是沈啟無寫的。后來，我讓我的一位博士生劉曉寧寫了一篇“獻疑”文章。沈啟無在未被“破門”之前，曾一向進修、臨摹周作人的字體,簡直到達亂真的水平。有一則資料，劉曉寧沒有效。沈啟無本身在《且遷就齋躲煆藥廬函牘》附記中就說過，“我嘗學白叟寫字,竟得其似,友朋見之往往稱奇,即白叟家中有時亦難識別實在”。由此可見，依據手跡鑒定作品的回屬，不克不及不花考據的功夫。
後面我說到，收拾文本，不克不及疏忽報刊上的“更正”信息。沒有留意“更正”信息，也許會形成誤收。光亮日報出書社2010年版《朱自清年譜》（姜建、吳為公著）在1921年11月18日條目中稱，朱自清“于滬杭車中作古詩《滬杭道上的暮》。載次年1月5日《時勢新報》副刊《學燈》，1月8日續完，簽名清。支出《蹤影》”。《滬杭道上的暮》是一首四行短詩，與朱自清的另一首三行詩《迷戀》同載1922年1月5日《時勢新報》附刊《學燈》“詩歌”欄。本期“詩歌”欄，還有徐玉諾的《雜詩》之“三”。1月8日，《學燈》“詩歌”欄續載徐玉諾的《雜詩》之“四”，但標題誤作《滬杭道上的暮》，作者也誤為“清”。1月9日，《學燈》為此刊登一則《訂正》：“昨日所刊詩，系徐玉諾君之《雜詩》，誤為《滬杭道上的暮》。特此更正。”假設僅憑《朱自清年譜》的記錄而沒有留意《學燈》上的“更正”信息，有能夠把徐玉諾的詩歌真的誤為朱自清的作品。趁便一提的是，《迷戀》末尾署：“二一，二，十八，滬杭車中。”也就是說，《迷戀》與《滬杭道上的暮》均作于1921年2月18日。《迷戀》第二行動“含混念著上海的一月”，似可證這兩首詩確系作于“二”月。《滬杭道上的暮》初支出上海亞東藏書樓出書的《蹤影》時，末尾署“逐一 一八 滬杭車中”，“逐一”（豎排，高低兩橫一樣長）疑為“二”之誤。
沈瑞欣：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的《魯迅選集》作了大批的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廢名集》將廢名的作品停止匯校并隨文出注。古代作家選集都可以采取如許的做法嗎？
陳建軍：《魯迅選集》對魯迅作品中所觸及的人物、事務、報刊、冊本、外文、典故等加注，為讀者、研討者清楚寫作佈景、懂得文本的思惟內在的事務供給了極年夜方便。其注釋的任舞蹈場地務量之年夜，可想而知。其他作家的選集，不是不成以仿效《魯迅選集》的做法，但我的看法是，不用一概像《魯迅選集》那樣，僅為一些主要的或冷僻的內在的事務加注即可；也可以只作題注，保存作家的原注，其他的內在的事務不消作注。
在選集中，匯校一切的版本，并將異文逐一出校，可以把各類版本的原貌和變遷情形完全而清楚地浮現出來。這是選集的一種編法。異文匯校任務是相當繁瑣的，《廢名集》這么做，誠如編者所言，是由於廢名的作品結集較少，並且版次未幾。作家選集能否匯校分歧版本，也應該視詳細情形而定。
翻檢平易近國時代報刊，罕見某位作家的某篇作品一刊再刊。廢名有一篇散文《小時唸書》，初載南昌《中國新報·新文藝》1947年5月5日第29期，又載南京《生涯雜志》1947年6月25日第2卷第2期。他在長篇小說《莫須有師長教師坐飛機以后》第6章《舊時期的教導》中借莫須有師長教師之口說：“莫須有師長教師比來有一篇文章，寫他小時讀四書的情況，是為江西一家報紙寫的（不知為什么后來又在南京的一個雜志上轉錄發載起來了）……”可見，被南京《生涯雜志》轉錄發載，廢名事前并不知情。1947年7月2日，重慶《新蜀夜報·夜潮》也轉錄發載了《小時唸書》，生怕廢名更“不知為什么”了。某篇作品幾回再三刊發，未必是作家“一稿多投”，有的純屬于轉錄發載。被轉錄發載的作品與初刊本在文字(包含標點符號、分段、分行等)上有收支，有的實非作家自己所為，或出自編者之手，或拜手平易近所“賜”。例如，1936年廢名在北平《世界日報·明珠》上頒發了21篇短文，此中《三竿兩竿》和《金圣嘆的愛情不雅》被新鄉《豫北日報·苦茶》轉錄發載；《中國文章》被1948年2月4日的北平《明報》轉錄發載，除註釋有大批刪改外，標題也被改為《論文小記》。編輯作家選集，似不用在題注中逐一著錄諸這般類的再刊信息。若編匯校本，似不消將此類再刊本歸入匯校范圍。退一個步驟講，這類再刊如也用作匯校的根據，那為何不把選進作品集(包含教科書)中的版(文)本一并拿來匯校呢？從位置或性質來看，這類再刊本與全集中的版(文)本并沒有什么差別。
沈瑞欣：題注重要包含哪些內在的事務呢？
陳建軍：題注普通著錄寫作時光、頒發（包含初刊、再刊）、簽名、搜集、落款更易、付梓根據等信息。對這些居于文本周邊信息的著錄，也要做到正確無誤。在一部選集中，題注最富學術含量，最見考據的工夫。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過國民文學出書社2019年版《汪曾祺選集》的題注題目。我所提到的那些題目，或許也是浩繁古代作家選集的一個通病。2019年，10卷本《徐志摩選集》由商務印書館出書以后，我細心地校過每一條題注，給出書社供給了幾萬字的補正資料。
在題注中，交接作品的頒發情形，慎言“原載”“初刊”“未載”“未刊”。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版《林徽因集》詩歌、散文卷，編者為《我們的雄雞》所作題注：“初刊于國民文學出書社與噴鼻港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蒲月分辨出書的《中國古代作家全集·林徽因》，作者生前不曾頒發。”實在，作者生前，這首詩曾頒發在上海《至公報·文藝》1948年3月26日滬新第195期，簽名林徽因，詩末署“卅七年仲春十八日清華”。不明白刊載情形，照實闡明“不詳”即可。
沈瑞欣：看來，收拾、編輯一部品德精良的古代作家選集并不是一件垂手可得的工作。
陳建軍：古代作家選集的收拾與編輯是一項體系工程，需求各方面的職員（包含收拾者、主編、責編、校訂等）共同努力。只要各方面的職員失職盡責，方能包管東西的品質，出書一部值得信任、令人滿足的古代作家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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