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周刊，創刊至今整整一個世紀，復刊也長達九十四年，但仍活在讀者的記憶中。在中國出書史上，這種情形并未幾見。對《語絲》的研討有不少前行結果，但我以為還有一些普通讀者并不明白的情形，感到有撰寫專文予以彌補先容的需要。
一、創刊緣起
罕見的說法，《語絲》創刊的動因是孫伏園辭往了《晨報副刊》主編之職。魯迅在《我和〈語絲〉的一直》一文中有一段活潑描述：
“我告退了。可愛！”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會晤后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料想中事，缺乏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告退的緣由，而不意竟和我有了關系。他說，那位留先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將我的稿子抽失落，是以爭論起來，弄到非告退不成了。
孫伏園告退事務產生于1924年10月下旬，“那位留先生”指晨報社代表總編纂劉勉己，此人有留學經過的事況，是徐志摩的同親老友，晨報社總編劉崇佑的堂侄。劉崇佑重要個人工作是lawyer ，又是提高黨元老，故得空顧及《晨報》的詳細編務。魯迅投寄《晨報副刊》的散文詩《我的掉戀》，原意是跟那時“阿呀呀唷”之類的掉戀詩惡作劇，劉勉己以為有諷刺徐志摩之嫌，便趁孫伏園外出之機強行抽失落了這篇作品，于是簡直激發了孫伏園與劉勉己之間的一場肢體沖突。
關于孫劉沖突的細節，孫伏園的回想在年夜同中也有小異。孫伏園1925年12月5日在《京報副刊》頒發《京副一周年》，說的是他氣得想抽劉耳光，但劉不知如何一躲閃，便抽身跑了。1956年10月17日，孫伏園在《北京日報》頒發《魯迅和昔時北京的幾個副刊》，說他那時憤而抽了劉一記耳光，第二天便決然辭往了《晨報副刊》的職務。孫師長教師的這一記耳光畢竟能否真扇到了劉勉己臉上，僅僅關系到事態的嚴重水平，并不克不及轉變孫伏園跟《晨報》破裂的終極終局。10月23日，孫伏園分開了《晨報》館，當晚在川島家住了一宿，當然談判及他去職的情形。此后兩天，孫伏園分辨造訪了周作人和魯迅，商討另出一種周刊或旬刊，作為不受拘束頒發談吐的陣地。
值得留意的是，魯迅在相干回想中明白指出，孫伏園的告退“原是料想中事”。這就是說，“抽稿事務”只是一個偶發事務，是孫劉沖突的一個引火線。在此之前，孫伏園在編纂思惟上跟現實把握《晨報》出書方針的劉勉己有牴觸，牴觸不成協調是早晚城市產生的。1925年11月23日，周作人（豈明）在《語絲》第五十四期頒發了《答伏園論〈語絲〉的體裁》。這現實是周作人同年11月10日在病中給孫伏園的一封信。周作人專門談道：“你當然還記得《語絲》出生的汗青。現在你在編纂《晨報副刊》，刊登我的《徐文長故事》，不知怎地冒犯了《晨報》主人的隱諱，號令制止續載，其后不久你的瓷飯碗也被敲破了事。大師覺得不受拘束頒發文字的機關之不成少，在開成茶室集議，決議刊行這個連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這就是孫伏園告退的又一啟事，並且產生在《我的掉戀》被抽失落之前。
周作人提到的徐文長原名徐渭，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字畫家、軍事家，號稱明代第一佳人。周作人依據兒時在鄉村聽到的徐文長的佚聞趣事，收拾成了《徐文長的故事》在《晨報副刊》連載，由於怕獲咎人，頒發時用的是一個化名：“樸念人”。1924年7月，孫伏園一度離京南下，《晨報副刊》由其友李小峰代編。李小峰受周作人啟示，也頒發了談徐文長的文章，說他“玩弄詞訟，包攬訴訟”，“被稱為惡訟師”。而那時掌管《晨報》筆政的劉崇佑是著名京津的年夜lawyer ，《晨報》掌管筆政者便以為談徐長文是對劉崇佑的歹意暗射，便在周作人的文稿連載兩期僅八則之后即被腰斷。
由此可見，孫伏園跟《晨報》館劉氏叔侄的牴觸，并非抽失落魯迅《我的掉戀》這一單一緣由，還跟中斷連載周作人的文章有關。不外，由于徐文長的傳說表現了反儒家，反傳統的精力，被良多人收拾傳誦。1929年，李小峰以林蘭為筆名，在上海北舊書局出書了一本《徐文長故事集》。錢玄同，趙景深，鐘敬文諸學者也有研討徐文長的文章或出書物。周作人還把他收拾的徐文長故事編進了1933年10月在北舊書局出書的《苦茶庵笑話選》。
二、“語絲”二字取自俞平伯詩
1924年11月2日下戰書，北平東安市場的開成素餐館有一個文人雅聚：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章川島，孫伏園，顧頡剛，李小峰。與會者章川島回想，會餐的目標是“決議出一個周刊，大師寫稿，印刷費由魯迅師長教師和參加的七小我分管，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稱號大師一時都想不出來，就由顧頡剛在帶來的一本《我們的七月》中找到‘語絲’兩字，似可解不甚可解，卻還像一個稱號，大師便批准了，就請錢玄同師長教師題簽”。（《說說〈語絲〉》，《文學評論》1962年第4期）攜帶《我們的七月》的顧頡剛也印證了這一說法。他在當天日誌中寫道：“定名久未定，予看平伯詩中有‘語絲’二字，頗適意，不落褒貶，提出之，經由過程。”（《顧頡剛日誌》卷一，第548頁，中華書局2011年出書）“適意”是跟“寫實”絕對的一個藝術術語，在說話表達上有遮言和隱喻，令人聯想翩翩。“不落褒貶”是說“語絲”二字是中性詞，作為刊名無詳細針對性，能擴展讀者群。
《我們的七月》是一種綜合性文藝叢刊，封面是豐子愷的畫作《夏》，畫面浮現的是夏季美景：柳絲超脫，草叢豐富，彩虹如橋。由於1924年7月由上海亞東藏書樓出書，故刊名為《我們的七月》。“編纂者”簽名為O·M，取自“我們”二字中的拼音字母。查范泉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社團門戶辭典》，共收社團1035條，門戶47條，相當完整。但沒有查到“O·M我們社”的條目。搜尋其他文獻，方知這個集團成立于寧波，晚期的焦點人物是朱自清、俞平伯、葉圣陶，成員還有顧頡剛、金溟若、豐子愷、潘漠華、劉延陵等。由于葉圣陶否決簽名，《我們的七月》所收的二十篇作品均未簽名。但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葉圣陶以小說見長，只要俞平伯是中國古代口語詩創作的前驅者之一，古詩作品多達二百余首，其口語詩作跟魯迅的口語小說《狂人日誌》在《新青年》五卷四期同時註銷。經“我們社”成員顧頡剛證明，《我們的七月》中那《小詩·之一》恰是俞平伯的手筆：“伊底注視，/伊底哀泣，/伊底歡笑，/伊底長長的語絲，/一切，伊底/我將悄悄而淡淡地放曩昔了。” 顧頡剛供給的史料見于他當天的日誌，應最具威望性。
1925年6月，“我們社”在上海亞東藏書樓出書了第二部文藝叢刊，內收各類作品三十一篇。由于是在五卅活動之后問世，故稱為《我們的六月》。該刊頒發了一則啟事：“本刊所載文字，原O·M同人配合擔任，概不簽名。而行世以來，常聞聲讀者們的群情，感到打這悶葫蘆很未便，頗愿了解各作者的名字。我們雖不求名，又何須這般吊詭呢？故從此期提醒了。”此后未見“我們社”的其他出書物，可見這個社團存在的時光不長，招致社團門戶辭典都漏掉了。
三、《語絲》上的《野草》
魯迅作品集所收文章，所有的來自統一刊物，除《朝花夕拾》之外，僅有《野草》。《野草》是魯迅諸多作品中一部哲理最為深邃，作風最為特異的作品，是魯迅應用實際主義與象征主義相聯合的方式停止創作的一次勝利實驗，所收二十四篇散文詩均原載于《語絲》周刊。由於《野草》的手稿年夜多佚掉，校勘《野草》文本，《野草》的初刊本就顯得非常主要。
《野草》的善本難以確認，僅魯迅生前至多出過十余個版本，總刊行量多達兩萬余冊。文字和篇目有所變更。好比出書封面原題“魯迅師長教師著”，后改為“魯迅著”，自第七版開端，《野草·題辭》被查察機關刪往，魯迅跟北舊書局交涉幾回，終于不補。就文本而言，當然以國民文學出書社的《魯迅選集》版最為靠得住。但顛末幾代學者的校勘，曾經說不清校勘者和所根據的藍本。在這種情形下，作為初刊本的《語絲》周刊就在校勘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通行本對初刊本標點分行的矯正不少。如《題辭》中有一句，原刊為“野草最基礎不深”，通行本在“野草”二字后加一逗號斷開，既凸起了主語，又增添了說話的節拍感，但有些修改也令人隱晦。好比《復仇》中有一句：“穿透這桃白色的微薄的皮膚”，此中“桃白色的”和“微薄的”都是潤飾“皮膚”這一名詞的定語，通行本用逗號將這兩個定語斷開，不知有何根據。
初刊本跟通行本存在不少異文，有些可判定好壞。好比《秋夜》一文將初刊本小青蟲“頭年夜后小”改為“頭年夜尾小”，《雪》中描述朔方的雪，初刊本為“便蓬勃地亂飛”，通行本將“亂飛”修正為“奮飛”，《立論》的開頭那位“瞞和說謊”的教員示范的說話初刊本為“您瞧！哈哈”，通行本中增加了一句：“多么……阿育”，更增加了一句“哈哈論”者的好笑。這些都是修正勝利的例證。
但更多的異文是兩者皆可。好比《影的離別》初刊本有一句為“喝干一卮酒”，通行本將“一卮”改為“一杯”，實在現代的“卮”即明天通用的“杯”，但都合適魯迅的說話習氣。《鷂子》中的初刊本有一句“無怨的怨，說誑而已”，通行本將“說誑”改為“扯謊”，但“誑”就是“謊”，異樣合適魯迅的說話習氣，只是“謊”比“誑”更淺顯而已。《叫化者》中有一句話“我沿著倒敗的泥墻走路”，通行本將初刊本的“沿”字改為“順”字，實在“順”跟“沿”的好壞實難判定。
當然，初刊本還可以勘誤通行本中的嚴重掉誤。好比《衰頹線的顫抖》一文中描述那垂老的女人被本身為之就義的后輩恥辱之后，在荒原“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入迷與獸的，非人世一切，所以無詞的說話”，通行本將“神與獸”改為“人與獸”，這就跟后文相牴觸。只要“神”與“獸”的說話，才幹“非人世一切”。“人”的說話，恰是“人世的說話”。限于篇幅，不再逐一舉例。
四、魯迅的幾處誤記
魯迅曾被譽為“語絲派的首級”，又曾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末在上海主編過《語絲》，所以，他的《我和〈語絲〉的一直》是一篇研討《語絲》周刊的主要文獻。遺憾的是，這篇回想文章中也有幾個細節呈現了掉誤。
好比，魯迅談到《語絲》后期有作者流掉的情形，舉了兩個跟他有關的例子：“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溫和的改正劉半農師長教師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之后，他就不再有片紙只字；江紹本來生先容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師長教師……》來，我不給編進之后，紹本來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進獻》上登出，上有慎重的弁言，闡明著我遁辭不載的事由單。”
1928年2月27日，劉半農在《語絲》四卷九期頒發了《林則徐照會咭唎國王公函》。文中寫道：“從鴉片又難免想到林則徐，由於他獲咎了Gentleman（名流），闖下了彌天年夜禍。固然他后來被Gentleman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 舁尸即抬尸。但是，劉半農根據的材料有誤。《語絲》四卷十四期登載了寧波市立商校讀者洛卿的來函，根據《清朝全史》及《中國近百年史》等著作，指出在清咸豐七年被英軍俘虜的是清末將領葉名琛，在印度加爾各答盡食而亡。林則徐在鴉片戰鬥后被撤職，仍任廣西巡撫，客逝世于潮州，謚號“文忠”。劉半農固然張冠李戴，出了個小笑話，但也沒有是以謝絕給《語絲》投稿。1929年9月30日，劉半農仍在《語絲》五卷二十九期頒發了《滬寧車中作代畫詩》（三首）。魯迅的《我和〈語絲〉的一直》作于1929年12月22日，所以這個例子跟史實小有收支。
相似的情形還觸及江紹原。江紹原是風俗學家，對宗教研討頗深，是《語絲》的持久撰稿人。他跟周氏兄弟（特殊是周作人）關系友善。僅1925年至1936年間，周作人致江紹原的函件多達一百一十余封，1928年夏，江紹原將其友人簡又文撰寫的《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東南軍》轉投《語絲》。魯迅以為“《語絲》歷來不轉錄發載曾經印出之刊物，故未予刊載”。江紹原又經由過程孫伏園將此文登載于有公民黨改組派為佈景的《進獻》旬刊。魯迅說，這件事獲咎了江紹原，從此他也不給《語絲》投稿了。但魯迅的這一回想也不確，1929年9月30日，江紹原也在《語絲》五卷二十九期頒發了長文《讀張振之的〈反動與宗教〉》，以為即便在反動時期，宗教崇奉依然應當答應，否決的只應當是科學和邪教。魯迅談《語絲》的文章登載于1930年2月1日出書的《萌芽月刊》一卷二期，江紹原讀后非常末路火，于同年3月30日致函周作人，想專寫一文投寄《萌芽》，要跟魯迅“辨明一下”。周作人于越日復函江紹原：“魯迅精力異常，我久與之盡，其所說無計較之需要，又如寄信往該月刊則更不值得矣。”（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第201頁，四川文藝出書社1992年出書）
魯迅在《集外集·序文》中觸及《語絲》的一處回想也有小疵：“我更不愛好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心到遍地投稿，《語絲》一出書，他也就來了，有人同意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打趣，使他不克不及來，他也公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后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個步驟；《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是以很不興奮我。”
徐志摩的譯文題為《逝世尸》，登載于1924年12月1日出書的《語絲》第三期。文章是先容法國象征派詩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一首詩作，魯迅確定波德萊爾對巴黎公社的援助，也批駁了他后來頹喪厭世的偏向。1924年，魯迅翻譯過波德萊爾的《本身發見的歡樂》，登載于同年10月26日《晨報副刊》。但魯迅不認同徐志摩在譯詩導言中宣揚的奧秘主義文學不雅，更不愛好他那由由然的文風，便在同年12月15日出書的《語絲》第五期頒發了《“音樂”？》一文予以嘲諷，意在否決夸年夜詩歌中音樂性——特殊是節拍的感化，似乎“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無形的事物與有形的思惟的底質”只是音樂。魯迅說語絲社同人中有人贊成徐志摩，我估量是指周作人和李小峰，不外徐志摩并沒有是以不再投稿。1925年3月9日，徐志摩又在《語絲》第十七期頒發了譯詩《在一家飯館里》，原作者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同期《語絲》還登載了魯迅的散文詩《過客》和雜文《論辯的魂靈》，魯迅應當看到過這期《語絲》，但不知為何對徐志摩的譯詩毫無印象。
至于作為新月派精力魁首的胡適，更稱《語絲》同人（包含魯迅）是他的“一班伴侶”。《1對1教學語絲》頒發過胡適的譯詩，《朱敦儒小傳》，并在《語絲》上睜開過關于《詩經·伯兮》的會商。
五、衣萍與品清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像文學研討會、右翼作家同盟等都有一個簡章或綱要，也年夜體上有一個成員名單。語絲社否則，剛成立時公布了十六名“持久撰稿人”，即語絲社同人，但此中的“斐君密斯”“林蘭密斯”可以說為了強大氣勢而充數的，而劉半農、江紹原等主要作者卻未列進“持久撰稿人”。此后語絲社的作者群不竭強大，呈現了柔石、魏立功、廢名、馮雪峰、韓侍珩等主要作家，現實上也應當視為“同人”。特殊是柔石，還擔負過《語絲》主編。
為什么在語絲社同人中單先容衣萍和品青呢？由於魯迅主編《語絲》時代，衣萍是編務的重要協助者，而這一點不為人知。而品青是語絲社中最早逝往的青年作家。
“衣萍”就是章衣萍，以漫筆著名于古代文壇。在《魯迅日誌》中，關于章衣萍的記錄有一百四十處，始于1924年9月28日，終于1930年1月31日。先容章衣萍結識魯迅的是《語絲》的開辦人孫伏園。魯迅跟章衣萍關系開端友善，后來由於章衣萍有些文字風格不高，又過于自信，并介入傳佈關于魯迅愛情的謠言蜚語，所以逐步疏遠。
在魯迅與章衣萍的來往史上，至多有兩件事不該該忘記。一，1927年12月21日，章衣萍受上海暨南年夜學文學社團委托，約請魯迅到該校頒發了題為《文藝與政治的邪路》的主要報告。那時章衣萍任該校校長秘書，并講解國粹概論及修辭學，所以成為了此次運動的牽耳目。章衣萍由于體弱多病，當天穿了一件皮袍。魯迅以此為例，闡明人與人之間對氣象的敏感水平分歧，思惟上的感到差距更遠。第二件事就是一度協助編纂移至上海出書的《語絲》。在語絲社中，章衣萍施展過主要感化，決不是某些學者所言，他在語絲社中“只是敲敲邊鼓”。
1927年12月2日，章衣萍寫了一封致周作人的信，以《海上通訊》為題登載于《語絲》四卷一期。此信開首先容了他來上海三個月傍邊帶病教書的情形。開頭部門談到《語絲》在上海停刊后人手不敷，吁請“北京的同人還要多輔助才好”。同年12月13日，章衣萍在《語絲》四卷二期登載了翻譯家孟斯根（十還）的來信，并同時作答，認可他校點的《樵歌》過錯極多，有他標點錯的，也有付梓錯的。他說由于生病，耽擱了回應版主，可證他介入了編務。《語絲》四卷三期、四期、六期，連載了章衣萍的腳本《過年》；四卷五期，登載了他的《吊品青》，四卷八期登載了他的《牛詩一首》，四卷十期登載了他的《舊書新序》，四卷十三期，登載了他的《病中漫筆》……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病床上一邊咳血一邊寫的，表白他對于《語絲》很是努力。
語絲社中還有一位英年早逝的成員，他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是河南濟源人，1898年誕生，1919年考進了北京年夜學預科，但后來學的是物理。所學非所愛，結業后曾在孔德黌舍任教。他跟魯迅和周作人都堅持了傑出關系。魯迅曾對他寄予厚看。周作人以為他頗有文學天稟。周氏兄弟掉和之后，他常跟章衣萍、李小峰先往西三條造訪魯迅，又往八道灣造訪周作人。1924年魯迅赴西安講學，從中牽線者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校點《癡華鬘》，魯迅為之撰寫《題記》。王品青昔時尋求的對象是淦密斯馮沅君。馮沅君的小說多頒發于發明社刊物，后與發明社和睦，經王品青推舉，以《卷葹》為名支出了魯迅主編的《烏合叢書》。魯迅原想多收幾篇馮沅君未在發明社期刊上頒發的作品，王品青分歧意，魯迅不只將就他的設法，並且輔助校正，特請陶元慶為該書design封面。王品青雖有文學稟賦，但體弱多病，得過盲腸炎和肺病。掉戀之后神經紊亂，多疑善怒，在病院跳樓得逞。他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想經由過程關系將他送進京師第一牢獄，這當然是瘋話。周作人寫過一篇文章，談蘇曼殊跟japan(日本)調箏女百助楓子的異國戀，王品青猜忌此文是在暗射他，對周作人表現不滿。王品青在北京生病無人照料，只得回河南老家，靠吸鴉片麻醉本身，于1927年陰歷八月三旬日去世，長年30歲。《語絲》頒發了周作人、章衣萍、魏立功的三篇文章，弔唁這位英年早逝的同人。
六、《語絲》與政治
這似乎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小題目，由於《語絲》周刊在《發刊辭》中就公然講明：“我們并沒有什么主義要宣揚，對于政治經濟題目也沒有什么愛好”。魯迅固然是“舊軌道”的損壞者，歷來就跟古道德、舊文明、舊軌制取不協調態度，但他也不會勸戒語絲社的同人往“反動”。可是，《語絲》周刊出生在一個國際國際政治風云激蕩的年夜時期，分歧性質，年夜鉅細小的“反動”，各類各樣的政治城市找上門來，讓那些原想躲進安靜書齋，不問實際政治的學者，也被卷進時期的大水，收回公理之聲。可以說，《語絲》周刊的一炮走紅，以及后來的岌岌可危，不克不及不說都跟政治及反動相干。
《語絲》創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此十多天前，產生了馮玉祥率部驅趕溥儀出宮的“北京政變”。辛亥反動后，依據《清室優待前提》，廢帝溥儀仍暫居宮禁，尊號不廢，年用白銀四百萬兩。這就使紫禁城成為了“國中之國”，封建帝制復辟的溫床。1917年6月張勛復辟時代，12歲的溥儀就被抬上龍椅又做了十二天天子。對于“北京政變”，孫中山贊頌道：“復辟禍端既除，共和基本自固，可為平易近國前程贊！”但也激發了某些軍閥團體、遺老遺少和本國侵犯權勢的否決。在這種言論氣氛下，“肆意而談，無所掛念”的《語絲》同人不成能不是以發聲。
《語絲》周刊創刊號，深怕賣不出往，會釀成渣滓，化為紙漿，所以只印了兩千份。不意一時洛陽紙貴，竟重版了七次，共印行了一萬五千份。《語絲》周刊之所以一紙難求，重要緣由是登載了錢玄同的《榮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提高》和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失落》。魯迅筆下的“雷峰塔”象征的是彈壓大眾——特殊是底層婦孺的封建品級制。錢玄同的文章更是用辛辣的筆調把“天子”的謚號跟“青皮”“癟三”“四眼狗”“獨眼龍”“爛腳阿二”同等，慶祝十九歲的廢帝溥儀出宮之后就恢復了“人權”“人格”，勸戒他今后補習些常識，升格為古代的布衣。此后，錢玄同又寫出了《告遺老》《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立場底變遷》；周作人私密空間也寫了《致溥儀君書》《除夕試筆》等，與之照應。正由於這些切近實際政治的文字，使《語絲》周刊一出書就顯得嶄露頭角，虎虎生風。在此后產生的“女師年夜風潮”，1925年11月底的“首都反動”和1926年產生的“三一八”慘案中，《語絲》周刊都是旗號光鮮，跟《古代評論》周刊構成了兩軍對壘的步地。1927年10月22日，出書《語絲》周刊的北京北舊書局被搜尋，捕往兩人，10月30日，北舊書局被封。究其緣由，當然是由于《語絲》周刊頒發了不少揭穿北洋軍閥“討赤”——尤其是公民黨左派動員“清黨”的文字，是以為南北兩地的刊物檢討機構所不容。魯迅在《罷了集·扣絲雜感》中說，充公《語絲》的情形無論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都有。1927年5月21日出書的《語絲》一三二期之所以被扣，就是由於周作人寫了一則“閑話拾遺”《鄙意》。文中僅僅講明，上海、廣州兩地揭穿“清黨”殘酷手腕的讀者來信《語絲》都沒有“代為頒發”，但仍惹惱了書刊檢討部分。
由于在北京出書的《語絲》雜志于1927年10月22日被查禁，北舊書局老板李小峰便懇求在上海假寓的魯迅接編，并將北舊書局總局遷址到上海，魯迅接編的時光僅一年多一點，但也是政治風浪迭起：開端是由於登載了徐詩荃批駁復旦年夜學治理不善的文章，獲咎了復旦年夜學出生的公民黨浙江省黨部官員，在浙江省被查禁后由于登載了女作家白薇的獨幕劇《反動神的受難》，暗射了借北伐戰鬥起家的新軍閥蔣介石，從而又遭到政府的正告。此時魯迅跟北舊書局產生了版權膠葛，便將主編《語絲》的接力棒交給了柔石。
柔石是魯迅攙扶、獎掖、摯愛的一位右翼文藝青年，原名趙平福，更名趙平復。他舊居東側有一石橋，上刻“金橋柔石”四字，故以“柔石”為筆名。早在1925年，他就在北京年夜學旁聽過魯迅的課程。1928年因餐與加入寧海暴亂掉敗后出走上海，經由過程魯迅的先生王方仁、崔真吾結識魯迅，在景云里成為鄰人，后又跟魯迅、許廣平、王方仁等組織了以先容歐洲文學、輸出本國版畫為主旨的朝花社，魯迅以為柔石是一位有“損己利人”高尚品德的人，所以將《語絲》拜託給他是可以信賴的。
柔石接編《語絲》之后擴展了作者群，此中最主要的是馮雪峰。1929年12月9日，柔石率領馮雪峰結識了魯迅。馮雪峰是柔石在浙江第一師范唸書時的同窗，那時正在從日文譯本轉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實際的作品。從此，《語絲》成為了馮雪峰的文學陣地之一，同時馮雪峰自己也成為了溝通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主要橋梁。
馮雪峰在柔石接編的《語絲》上先容了國外文壇新聞，如“japan(日本)無產階層美術博覽會”，“蘇俄的新著作權法”，“莫斯科藝術戲院三十年事念祭”，“全蘇聯報紙編纂主任會議”……此外，馮雪峰還在《語絲》五卷十四期上頒發了譯文《論迭更斯（狄更斯）》，原作者是德國梅德林格。最為主要的是，馮雪峰還以“不文”為筆名，在《語絲》四卷十一期頒發了《馬克思派與非馬克思派的文學論爭》，原作者japan(日本)金田常三郎；在《語絲》五卷十五期頒發了譯文《新興藝術論的文獻》，原作者是japan(日本)躲原惟人；在《語絲》五卷二十三期上頒發了《葉塞寧偏向底清理》，原作者japan(日本)茂森唯士。這三篇主要教學譯文，均為2016年國民文學出書社的《馮雪峰選集》（1—12卷）所未收。1930年5月，馮雪峰先容柔石參加中國共產黨。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聯五義士被公民黨當局機密槍殺，用他們的鮮血染紅了中國右翼文學的輝煌一頁。
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語絲》周刊由北舊書局的老板李小峰主編。這時的《語絲》周刊已成強弩之末，可圈可點的作品未幾。但我感愛好的有兩篇：一篇是對李偉森譯作的先容，另一篇是楊騷的一篇譯文。
魯迅在《為了忘記的記念》中寫道“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會面過”。普通讀者對其生平也不年夜清楚。實在在“左聯五義士”傍邊，他在黨內的位置最高，曾任湖南地委書記，廣東團區委宣揚部長，團中心宣揚部長。但他的文學運動不為人知。1929年11月18日《語絲》五卷三十六期封底，以整頁的篇幅先容了李偉森翻譯的《動蕩的新俄鄉村》，原作者“欣都士”的情形不詳，內在的事務是先容十月反動交流之后蘇聯鄉村的變更，“文字精美而風趣味，的確像契科夫的小說，有使讀者非一口吻讀完不願掩卷的魔力”。李偉森1924年曾赴蘇聯西方年夜學進修，自己就清楚蘇聯鄉村的情形。李偉森的譯作在政治和文學範疇留下了一座碑碣；之所以能在北舊書局出書，估量跟柔石的推舉有所聯絡接觸。李偉森的譯作還有《朵思退夫斯基》（通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北舊書局的出書物。
最為意想不到的是，在《語絲》的終刊號（1930年3月10日五卷五十二期）首篇頒發了楊騷翻譯的蘇聯小說《休息者》，曾給魯迅“惹禍”的白薇就是楊騷的愛人。楊騷是位蘇俄文學的翻譯家，1929年4月跟魯迅瞭解，曾屢次獲得魯迅的贊助。譯有蘇聯作家雅各武萊夫的《十月》和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休息者》的原作者是蘇聯小說家馬拉西金（通譯名不詳）。作品描述一位四處流浪的工人，曾以義勇兵的成分餐與加入過俄德戰鬥，對血腥和殺害覺得膽怯。有一次，他在安靜的叢林中巧遇了列寧，經由過程列寧的教誨熟悉到 戰鬥的分歧性質。后來在彼得格勒的一次會議中凝聽了列寧的報告，決計為樹立休息者的政權而餐與加入社會反動。小說開頭說這位主人公喝彩雀躍，高呼列寧萬歲，要自動從軍，為休息階層的巨大工作而艱難奮斗。楊騷的譯文系從japan(日本)太田信夫的日譯文轉譯。
就如許，一度標榜對政治不感愛好的《語絲》周刊，由歡慶驅趕溥儀出宮“起鳳頭”，以高呼列寧萬歲“收豹尾”，留下了一道風趣又發人沉思的汗青陳跡。